本文通过书摘形式介绍了项飚老师常用的一些词汇

乡绅

你要在农村调查的话就会发现，在任何一个村都有人能把这个村子的事情说得很清楚。这其实很不容易，我们现在跟年轻人谈话，让他坐下来讲一下他们班、他们学校的事情，讲清楚这个体系是怎么运转的，基本的权力结构是什么，主导意识是什么，每个人的 动机是什么，能够分成几类，大部分人讲不出来。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训练。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生活的小世界发生兴趣，有意识地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生活讲出来，做一个独立的叙述，也不用分析，就是叙述。

乡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自己那个村的情况摸得很熟，能够形成一个叙述。而且这个叙述是很内在的。什么叫内在呢？就是他能够把多数人活在这个系统里面的味道讲出来，他能够说清楚这个系统是怎么靠里面的人和事叠加出来，而不是靠外在的逻辑推演，所以他用的语言也基本上是在地的语言，是行动者他们自己描述生活的语言。

乡绅去首都当官不一定是欢天喜地的事情，因为家乡是他的最重要的意义世界。考上状元、当宰相当然很好，家眷常常还留在家乡，而且一不当官，马上回乡。所以有人说，中国开始现代化的象征之一，就是官僚退休不回家乡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循环性的关系被打断了。告老不还乡，点出了中国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关系，在现代发生了什么变化。

费孝通提到“社会流失”他指的就是江苏那些人都跑到上海去读书，乡绅跑了就是社会流失，这种流动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瓦解的开始，所以梁漱溟他们对现代性很警惕。这些都可以从“流动”这个角度打开来看。

联系到您之前提到的学术工作中遇到的瓶颈， 我在想，走出或者回应这个瓶颈的一个方法，其实是回到中国的命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项飙：是，但不一定是回到中国的命题，而是回到自己作为一个边缘者、回到我是谁的问题。想清楚究竟我能做什么，我跟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我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这个问题，都得搞清楚自己是谁，否则都会有这种危机，除非完全盲目地被主流裹挟进去。

我是中国人，这不是一个骄傲不骄傲的问题，我就出生在这个文化里面，就跟我是温州人一样， 我出生成长在中国七八十年代一个南方中小城市，这是命，一定要百分百去拥抱它，嚼透它。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身份认同很清晰。大家现在说的身份认同有另外一层意思，好像认同了一个东西，就要捍卫一套价值，要遵循一定的行为规则，继承一定的文化气质，这个因果关系对我来说不存在。

为什么苏东解体之后，东欧社会变得那么功利主义，大家都围着钱转？

它的市场经济就跟老牌的市场经济不一样。比方说德国，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长期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模式，强调竞争，强调个人企业家精神，同时非常强调国家对市场秩序的调配、福利制度，又有很深的基督教传统在里面——人是怎么回事，在市场上怎么对待人，失败以后怎么办，什么样的成功应该引以为荣、什么样的成功要引以为耻。

苏东解体之后，它就成了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只有成功和失败的区别，没有可耻的成功和可荣的成功之间的区别，完全根据最后现金的获得量来衡量，哪怕是用可耻的方法获得了成功，也可以很自豪，甚至比正常的方法更值得骄傲，说明你聪明、大胆。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右翼出来，就是对原来这一波功利的市场经济、工具主义的反弹。

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原来的集权体制、极端的等级制度下面，人们没办法问一些跟自己生命经验有关的大的终极性的问题，一切资源都是从上到下分配。军训时我就知道，跟排长、连长套关系，决定了下一周基本的物质福利，即使不决定物质福利，也决定了心理上那种服从感，是荣耀和尊严的来源，所以心思都花在如何讨好他上面，人就变得非常紧张。等级制度确实打破了比较天然的自我认知。

这跟中国的早期改革还不一样。中国早期改革从农村开始，公社制度还扮演了一个正面的角色。乡镇企业里有集体的感觉，大家都想赚钱，但没有变得那么严重。但是城市改革之后，社会矛盾就多了起来，原来单位制下面的那种功利，就和东欧比较像了。

边缘与中心

关键是怎样形成一种意识，平衡自己的历史来源和自己现在的行动，这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自己生活的每一天。很遗憾，在现代性之下，“边缘”和“中心”变成一组对立关系，中国人又有那么强的中心情结，觉得边缘的生活不值得过，造成极大的焦虑。权力和资源过度集中。人们常说“红二代” 一般不腐败，因为从小家庭条件比较好，钱无所谓，我想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者新闻报道，不少巨贪都是从社会底层上来，包括在学术单位里，那些从底层上来的人往往更加容易变本加厉，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边缘”的定位。他不认这个命。为了从边缘进入中心可以不择手段，进入中心之后觉得原来在边缘学到的那些做人原则也可以统统不要。

边缘的人要进入中心的欲望特别强，这当然会让人发挥很大的能动性，但造成各种扭曲。而且一旦进入中心之后，很多人就变质腐败，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是谁想清楚，存在就是为了进入中心，把生他养他的土地、和周边人的关系都放弃了，变成没有原则的人。人生活中的原则不是靠抽象理念来维持的，都是靠具体的社会关系，这个当然是儒家的思想，但它确实有它的道理。如果跟周边的人、生活的世界关系不清楚，就会变成机会主义者，其他人都成了利用工具。学界是这样，官场最明显，商界也是一样，做一个公司的职员，哪怕做一个学生，都是一心要进省城、进北京，没有扎根性之后，就没有位置，没有主体性，完全工具化。中心太强，其实很危险。

中国历史上的强大中心，很大程度上是靠把这个中心内化，每个地方都觉得自己是个小中心，所以都会比较从容。然后把它在象征意义上给拢起来，所以既有大一统， 但是又不会削尖脑袋往上爬，觉得自己的生活一无是处。

其实中心对很多边缘地方是不管的，地方有很强的自主性，是那种柔性的、开放的关系。今天“地方”的文化意义真的是被抽空了，搞一些地方博物馆、旅游，都不能够进入人心，所以处理好“边缘”和“中心”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在商品高度流通的今天，这个中心意识并没有改变，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何把边缘的生活变得有趣， 这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如果有地方写手，写自己的地方文化，慢慢可以搞起来。但今天只用所谓的乡土文化把人留住，那也不行，因为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各地连通紧密，甚至和全世界的连通都非常紧密的国家，要把乡土意识发展出来的话，也不是一种孤立的乡土、封闭的乡土，必须是在全球、全国大区域之下的一种乡土意识，所以写手要有厉害的眼光，看出自己在整个大的格局里面是什么地位。

群体先于个人，存在先于本质

比如柏拉图说，爱使你回归原来的人性。原来我们两个人是一体的，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性，后来分开了，爱让你找回你的另一半。这听起来是很浪漫的语言，但其实跟人类学的很多想法一致。西方现代个人主义认为生活的起点是个人，然后有群体、有社会，涂尔干和莫斯这些人认为这些想法是西方很局限的想法，世界上很多社会根本不这么想。首先是有图腾，图腾是群体的偶像，它定义了整个群体，而只有定义好群体之后，才知道有个人。个体意识来自群体意识，群体意识是个体意识的前提而不是结果。澳大利亚的土著数牛，不是一头一头数，“一”的意思是指一群牛，指一个部落，部落里的人是一个小“一”。柏拉图的爱情概念也是说人自己本来是不完备的，一定要跟别的主体结合。

阿兰-巴迪欧也给我们提供了很有意思的工具，他觉得爱就是把一个随机的事件变成一种可持续性的事实， 所以爱是每天的工作，一开始是一见钟情，这个火花要保护好，那是很真诚的，但关键是怎么把这个火继续烧下去。这就要讲柴米油盐、讲按揭、讲父母老了怎么办等等问题，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问题了，完全公共性的。

吴琦：您很强调“理解的学问”，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中也经常试图跨越人和人的界限去理解,可是结果有时令人沮丧，有人甚至断言理解是不可能的。您怎么看？

项飆：我的回答是相反的，理解是很自然的，不难， 但是我们常常有意无意地拒绝理解。重要的是怎样不去拒绝理解。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觉得一般的朋友之间有时比较容易达成理解，但最亲近的人比如说对父母反而不理解。我就在想，真的是不理解吗？他们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我的感觉是他们当然知道，他们不是不理解，他们完全具备理解的能力，而是拒绝理解。比如在性取向和婚姻的决策上，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她要嫁给他或者他要娶她，这个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但为了财产关系，为了邻居的看法，为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光鲜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拒绝去理解本来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理解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作为心理机制，一点都不难，如果说理解有难度，其实是一个位置问题，看你愿不愿意把自己摆在对方的位置上。很多情况下人们拒绝这么做，因为有利益在里面。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学术研究其实不难做。什么叫“理解的学术”，不一定要把对方的心理机制像心理分析师一样写出来，主要就是位置的问题，把他在这个社会的位置讲清楚，把他所处的关系、所处的小世界描述清楚，大家自然就理解了。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就是主体间性。理解确实要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了解就是实证调査。要真的懂你，聊一聊是不够的，因为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这些感觉，所以一定要知道你的世界。从了解开始，才能真正地理解。学术的任务就是在了解基础上的理解，通过理解,再做出解释，理解了之后，就知道更大的世界怎么构造出来，才能够解释一些问题。但我比较排斥诠释，诠释是自己有点想象性,要给它赋予意义，当然那是文学评论的范畴，我觉得实证研究里比较重要的是理解和解释

那种（把一切都看）通透是不成立的，如果这样的话，世界就不改变了，历史就是静止的。事实上世界一直都在变，通透的人怎么去解释这个变？如果说一切都是随机的不可言说的，那是反历史的。深刻是从网状知识结构中来的，而那种犬儒式投降式地回到自己的小世界，买完菜、做完饭，其他什么都不管，只是消极地用最小耗能法去应对，生命也可以维持下去，但就停止思考了。那就把生命的活的网变成一个死的点。

对很多青年思考者来说，他们不是职业的知识分子， 那就要把自己和社会的关系想清楚，就是“认命不认输”的那个说法。我们都知道在萨特之后，存在先于本质，意思就是说你本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给定的，你的行为、你的存在，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人生出来就是妇女，是你在社会进程当中变成了妇女。这个说法有很大的革命性的力量，这个精神要维持。但现在有一个 问题，在当今的情况下，大家都觉得很自由，我要成名成家，要赚钱，仗着自己的自由去做，那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你是谁”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每个人有历史，有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整个社会结构给你一定的位置，这个位置很难改变，你要把自己是什么想清楚。

“认命”是说从历史、结构的角度，想清楚自己是什么。女性当然是在社会化的进程中被塑造成女性的，但是你也不能轻易地把自己去女性化。那个塑造你的社会和历史力量实在很强，远远强于任何个人的、短时间内的努力。穷人家的孩子当然也可能成为富人，但是光靠想着自己不认穷人这个命不是解决办法，而且我们知道这种想法导致了大量的心理和社会问题。所以关键是要把自己所在的社会位置想透，女性的命、穷人的命为什么还这么难？在这个现实下，怎么去当一个女性、一个穷人，怎么和那个强大的社会和历史力量持续地较劲，不认输地较劲？国内的LGBT 群体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知道这个命不容易，但是认了这个命。他们不去祈祷怎么去换命，而是持续努 力，和现实较劲。

个人经验问题化

对我来讲，个人 经验的问题化起源就是对自己的不满意，讲来讲去都没有深度，不有趣，于是开始抱怨，抱怨体制、抱怨父母、抱 怨童年，就开始问题化。但个人经验本身并不是那么重 要，把个人经验问题化是一个重要方法。我们关心的是世 界，不是自己，现在关键就是从哪里开始了解这个世界， 同时也更好地了解自己，把个人自己的经历问题化，就是 一个了解世界的具体的开始。我对自己不满意，看自己的成长经历，同时也要看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别人怎么会想到这些事情而自己看不到，这样才能不断地看到很具体的世界。

自己的经验都不是自然发生的，都是在一定的情景下 发生，有它的历史、来源和局限。问题化的意思不是把它 变成了负面意义上的问题，把它割除掉，而是要更好地去拥抱它。像我也是，各种各样的弱项、缺点，问题化之后 其实就理解到自己是怎么过来的，要跟这个局限共存O它 和自恋是相反的关系。它的指向肯定是外在的，是把自己 对象化，把自己的经验对象化。这个在心理上也是一个蛮 好的运作，把个人经验问题化以后，比较容易心平气和， 不是说那种通透的看法，而是刚好倒过来，你看到，世界 其实是复杂、变动的，我在这么一个位置，很多时候让我 不愉快，但这是大的格局，所谓“认命不认输”。我的挣扎 本质上不是问题，当然每天有心慌，通过静坐、瑜珈、喝 绿茶这些方式来缓解，但挣扎是活着的一部分，和不挣扎比，我肯定选择现在的挣扎。

而自我证明这个概念是个悖论。要证明自己其实就是 没有自己，意思是说，要通过已经预设的原则和标准、别 人的逻辑和流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其实是取悦别人，把 自己搞没有了。对个人来讲，就是要求一份认可，这个是 我们在教育上的教训，都太深刻了，包括我自己。做事情 是要活得光鲜，不是活得快乐。去哪里旅游，主要是拍照 让人看。前提当然也是一种自卑。英国就从来没有要证明 自己，日本军国主义兴起，就是要证明自己不比欧洲差。 所以你讲得很对，自我证明是很危险的。

我们今天还是缺乏乡绅式的气质。我们今天有很多谈革命的人，却讲不清楚在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下，为什么革命不可能。乡绅这样的人讲得比较清楚，老百姓怎么想，他们和体制是什么关系，是怎么混的。所以，多一批乡绅式的知识分子，不会给历史前进拖后腿，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拖后腿，但他们会对我们的现实有更全面、 更精确的把握。在不革命的时候，他们能更加有效地推进 一些变革，而当革命成为必然趋势的时候，革命的先声其实就是乡绅和体制关系的破裂。所以不能把乡绅变成一个具体的社会群体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把乡绅作为一种方法。

有一个现象我现在感到很奇怪，中国有部分青年激进化程度比我想象的还要高。这提出一个信号，“悬浮”会 导致两种效果。第一个是焦虑，大家都很忙，跑来跑去， 一些基本的生活理念变得非常保守，就是所谓的新家庭主 义，中国式逼婚，一定要生小孩，一定要买房子，跟这种单一化联系到一起。正因为“悬浮”之后，自己当下的行为本身不能产生意义，就有点原教旨主义，家里那点事儿成了人生唯一的意义寄托。这种新保守主义的对立面就是激进，因为多样、矛盾的经历很难厘清、给予意义，所以觉得需要革命式的、全面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他都是虚幻，都是假的，都在压迫。“悬浮”解释了经济为什么能够增长那么快，全国人民都奔着一个目标去，都在为自己奋斗，拼命干活，挣钱，也导致了这两个潜在的问题(焦虑与激进)。

“认命不认输”也是一样。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对今天没有清晰的认识，总觉得自己现在所处的地方不对，和自己认为的有差距。一个解决方案可能是佛学里讲的专注，对自己身边做非常细微的观察，当下的重要性也是在这里。我对非虚构写作那么关切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这是一种美学意义上对“真”的重视。2010年之后，年轻人开始有这份自信去追求真的东西，原来就是假大空，真的东西本身没有意义，必须要通过大话的灯泡才能照出它；现在年轻人说，不用下结论，也不用从高大上的原则岀发，就是讲自己的经验，经验比较琐碎，乱七八糟没有关系，只要是真的就有意义。这是一份从容和自信，这是相对新的，跟年轻人的教育水平、城市化的生活方式都有关系。这本身不是解决方案，也和很多现实焦虑联系在一起，但是给我们的学者进一步思考。

人的再生产

从人类历史上来讲，我们绝大部分时间的劳动都是为了 “人的再生产”，采集野果、打猎、农耕种植，都不 是为了追求利润的积累，不是追求超额利润，而只是维持自己。如果富裕一点，维持的水准就稍微高一点，多一点 仪式，祭祖的时候多一个猪头。总的来讲是这样一个循 环。这个再生产的循环被现代性打破了。现代性跟资本 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的活动并不是维持自己，而 是要追求超额的利润，所以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有 了结构性的转型。人本身越来越不成为中心，经济活动 主要就是资本的运行，这就是所谓的“脱嵌”，去嵌入性(disembedding ) 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原来的经济活动 应该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是为人服务的，现在经济活动 脱离出来，不仅脱离出来，而且成为形塑社会关系的主要 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的再生产”被忽略了。

太平洋悖论

什么叫“太平洋悖论” 呢？中美关系实际上空前紧密，但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又是 空前断裂。今天更明显，很多年轻人去了美国留学，不觉 得美国代表任何终极价值，反而觉得中国制度很好，但是 一心要待在美国，成天就是摇号，一年摇三次，想拿到绿卡。

现在我们看，生活方式（上跟西方）的紧密性确实加强了，但政治上的对立性也加强了，这就是太平洋悖论。

这个悖论和在地的公共性被掏空也有关。国家成为唯一一个集体性想象的单位，在国家之外，班级、大院都没了，只剩下个人和世界。突然出了一个事件，需要一个集 体作为自我认同的依托时，就只能奔向国家。当然国家也提供很多话语，让你奔向它可以奔得很自然，这就是所谓 新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不是基于对历史、传统、文 明的浪漫主义怀念和想象，而是基于一种对世界权力格局 的理解，它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强者这么做，我们也必须得这么做。一切都是权力和利益斗 争，把世界化约为国家之间的权力场。

阶层流动的悖论

改革开放初期，当然有等 级制度，有体制内、体制外，有官员、干部、农民等等的 区别，这比较明显，但对绝大部分人来讲，他们所占有的 资源比较平等，而且有很强的平等意识。改革开放之后， 分化就加剧了，这里有四个特点值得注意。

一个是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大部分人还是往上流动， 因为经济总量还是在扩张。这个过程又可以分为两个阶 段，一个是直接的向上流动，典型地体现在80年代到90 年代中期的农村改革，这个时期大家的生活水平直接往 上走，改革很得人心。90年代之后到现在，孙立平老师 说“断裂”’，有钱的和没钱的中间出现了鸿沟。这个说法 一方面老百姓觉得很有道理，但另一方面要看每个人的 生活，还是在往上走。中国经济在区域分化、产业分化上 更不公平，但互联网技术、服务业这几个新的引擎又增 长得很快，大家有一种水涨船高的感觉。

第二个特征，中国的社会分化是一种全民参与式、以 市场为基准的社会竞争。这跟社会主义早期的遗产有关 系。改革开始的时候大家所占有的资源都差不多，改革开 放向所有公民开放，就意味着把十亿人民几乎同时推向了 市场竞争。大家都觉得自己有权利在这个分化过程中受 益，也都想着比别人快一步半步，害怕被甩在后面，造成 了一种强烈的末班车心理。每一个从身边闪过的机会都可 能是最后一个机会，也就造成所谓的“悬浮”心理。

第三个特征，纵向分化又跟横向的流动紧密联系在一 起。中国的区域发展很不均衡，当大众参与到这种竞争性 的纵向流动当中之后，有一部分人会努力地参与国际化的 流动，这样可以获得特殊的优势。顶层的人为了保住顶层的资源，将资本向海外转移；中下层的人，比如农村或者 小镇的人，也想到出国，去新加坡、日本打工，形成了横 向纵向的交错关系；城市中层的，努力送孩子出国读书。

第四个特征我们之前讲到过，就是这种分化没有被表 现在语言上、文化上和思想上。虽然大家都意识到贫富不 均，但大家都看一样的戏，说一样的话，娱乐面前人人平等。社交媒体分层又造成更大的分割、破碎化，很难形成 动员，在思想表达上很同质。

我们都是笼统地讲分化不平等，如果大家有不一样的 表达方式、生活方式，对不平等的意义才能看得更明白， 比较容易发展出补救或者反对的措施。在英国就是这种情 况，英国工人阶级非常自豪，有一种反智倾向，不愿意跟 知识分子接近。有的人说这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阻碍下 一代上升为中产阶级。但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艺 术表现形式都有非常明确的认识，这也确实给他们力量组 织起来制衡中产阶级，所以能够在公共政策中比较有效地 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个策略很有意思：我要保护自己，不 是比你更优越，而是要跟你较量。当然这个策略现在在实 践中也不很有效，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全球化，世界精英的 出现，使得工人阶级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敌人，同时工人阶级的经济生产和基础已经变得太小。

主要的发达国家都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一 些学者描述为晚期资本主义，但中国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与此同时技术和娱乐的爆炸是全球性的，在这些方面 迅速地把世界拉平，因此产生了这种纵向与横向流动的交 叉性和复杂性。

我们可以说这种经济增长确实是物质生产主义 的，主要靠物质生产的积累来实现高速的大规模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正是以不重视“人的再生产”为代价。举一个 关于“悬浮”的例子。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开两班车，我 问他怎么不累，身体怎么样。他说：“身体？身体是以后 的事。”这就是以“人的再生产”为代价，来追求高速度。 很多人说，你说得太理想了，要是大家不那么高速的话， 我们年轻人基本的物质条件上不去，就会有大规模的失 业、贫困，会有更大的问题。这个有点似是而非。要用中 国现在的经济总量来讲的话，如果进行彻底地再分配，这 些问题都会解决掉，我们的物质总量，够大家过得好。现 在我们好像被绑架了，一定要更高更快更强，正是因为不 太愿意进行激烈的再分配，已经获得的人还要获得更多， 同时又要把下面的人也提上去，这个确实很难，今后可能 还是要慢慢走向再分配的思路。

乡绅精神是内心自主性的根源，那乡绅精神自 己靠什么维持？就是靠这种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兴趣。就像 我们在温州聊松糕怎么做，鱼丸怎么揪，一步一步来，花 那么多时间，这是过年全家在一起的集体劳动，也是几百 年积累起来的地方文化，老百姓在这里看到很多乐趣。其 实这是中国一个很可贵的东西，各个地方都不太一样。我 对民间文化蛮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