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留学热潮折射出了怎样的焦虑与困境?

以下为项飚的对话实录,手敲文字,无法一一对应。

一、金钱主宰的社会:工作和人际关系都变为一种手段

留学与中国现代化有很深的联系。留学在改开后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1978-1992,国家公派阶段。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技术,具有很强的价值关怀。

    其中价值关怀,主要指,一、学习的目标是为了回来,帮助中国进步,二、将西方视为先进文化技术的学习对象。

  • 1992-最近,留学从国家项目变成个体行动。主要目的不是为国服务,而是为个体职业生涯镀金,核心特征是功利化。低龄化与规模化同步出现。

    价值取向出现了明显变化,没有了价值关怀,不认为留学目的地的文化有多先进。

  • 最近-现在,认为国内教育太重视竞争,太重视分数。考虑孩子作为一个人成长是不利的,所以要送出去,逃避教育内卷。

于是,悖论出现了:中国上升的同时,又把孩子送出去。

中国经济不断增长,百姓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也有能力把孩子送回去。 让我们思考,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

经济增长和人的发展之间存在什么联系?

这是一个关于“现代性”的经典问题。

历史上,人的活动直接指向生产与再生产。生命的需要满足后,大量的时间用来干什么呢?艺术的早期萌芽, 岩壁绘画,唱歌,神话…

所谓的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一天的生产时间也就是三个小时,已经能够满足生命的需求。

农耕社会主要目的不是增长,不是积累,特别是不积累剩余产品。农耕社会的首要目标是稳定,这后来演变为集权与父权体系。

卡尔·波兰尼去嵌入理论

经济生产本身并不构成独立的活动,物质生产是深深嵌入到社会关系里面去的。如何生产,如何交换,利润的计算,都是受朋友关系、社区关系、宗教关系制约的,当贸易关系中断的时候,你们可以作为朋友关系再继续,这就是所谓的嵌入。

但十九世纪后,新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理论。认为市场行为,生产与交易,是独立的,有自在的规律与法则。物质生产从原来的社会关系里面脱嵌,而且,反过来成为统治原有社会关系的力量,也就是完成了去嵌入的过程。

今天跟一个人做朋友,是因为有交换的利益关系,当利益关系不存在的时候,朋友关系也不存在了。

在这样的想象下,经济增长是为了增长。人对生命的理解,对社会目的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

在今天,我们依然认为经济增长压倒一切,如果经济停滞,大规模失业,社会不稳定…这个结果似是而非,我们确实需要工作来拖住底层人民。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创造的财富总体,经过再分配是可以满足全体的温饱,每个人都可能一周工作五天就够了。

但现在所有的人,农民工工作八到十二个小时,腰缠万贯的富翁也工作八到十二个小时。

增长主义,为了增长而增长,究竟是不是一个迷失?

物质生产已经成为主导型的力量,人的生产,人之为人的出发点,成为了一个次要的东西。马克思称之为异化,钞票本来是为了人服务的,但今天有没有钞票成了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

一个人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的工具,成为了我们的主宰。物质生产本来是为人的生产服务的,现在倒过来成为了主宰我们日常生活的力量。

就这样,物质生产的逻辑就贯彻到了教育、医疗等等其他领域

教育是为了是让孩子健康快乐,发掘内在潜力,这样做需耐心,效率不高。这样的学校在评比中没有竞争优势,如果不评比,老师就会偷懒,因为我我们假设老师工作是为了挣钱,如果不考核绩效,不进行外在鞭策,老师就不会认真工作。事实上已经将老师想象为一种工具,而老师也将孩子工具化,一个高效考试者,视为生产对象,而不是培养对象。——这就是物质性生产逻辑。

如果我们不在学校内部给老师设定等级,给他们基本的物质保障,让老师充分放松,从教育这个职业本身中获得满足感与尊严,放手让他们去自由实践、交流,是不是也有可能?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物质生产的逻辑已经强大到让人变成犬儒,人之间信任感已经丧失,每个人都已经完成自我异化,认为自己的工作不过是一个手段,人与人的关系也只是一个手段。

物质生产与人的生产之间关系的断裂,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断裂尤其明显,甚至都不是断裂,而是统一在了物质生产逻辑下面。

二、成为世界公民,追逐外在于你的世界,只会使你迷失自我。

八十年代对留学高度认同,认为通过留学,可以将一个狭隘的人有限的人陪养成一个世界公民。认为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一个世界公民的世纪,应该打破各种文化的疆域,超越国家的边界,不同的文化能平等开放的交流,汇聚在一起。

今天来看,似乎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康德的世界主义,认为是一种想象的能力,将遥远的别人的苦难视为自己的苦难,没有等级的关系。世界主义是世界和平的保证。

与社会主义下的国际主义相比较,世界主义更强调文化沟通,国际主义更强调劳苦大众的联系,如白求恩。

当我们抛弃了国际主义,转向偏向于文化的世界主义时,我们走入了一个误区

比如八十年代我们相信的世界主义,主要是美国和西欧,没有非洲,没有阿尔巴尼亚。其狭隘程度超过了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更加经常谈起的亚非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真正的胸怀世界。

我们总以为过去是封闭的,从过去到现在,是越来越开放的。我们经济上确实越来越开放,可在对世界的想象方面,八十年代还不如文革及更早。

社会主义期间,对世界的理解是非常丰富的。最初我们选择搞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是世界潮流。

后来我们转向文化的世界主义,追求精英的世界公民时,我们的世界观变成了发达英语国家。这既不是康德的世界主义的世界公民,也不是国际主义下面的世界战士,单纯指的是我们想象中物质发达的西方生活方式。

因此今天我们可以理解很多悖论。

国际教育为什么高度统一标准

因为这里面没有印度教育(泰戈尔,融合诗歌、音乐、佛教与西方教育的印度古典教育),没有拉美传统中被压迫者的教育(六十年代非常重要的教育方式创新)。国际教育变成了狭窄的教育。

西方教育经过很多科学研究后,他们的不足不在于能不能发掘潜力,有没有人文关怀(这两者能补中国教育的不足,也是中国家长选择国际教育的主要原因),而是在于把人的培养,视为功利的培养对象。

西方教育经过科学研究,确实可以在孩子几岁到几岁,听力最敏感的时候,教钢琴,几岁到几岁表达欲望最强烈的时候,教小提琴。这种精细化的培养很强,但问题是,不能接触到其他的教育方式,不再接触到真实生活里面,渔夫如何打渔,拉美失地农民如何斗争,土地肥力下降农民如何找出新出路,这些都不进入他们的视野。

西方教育培养了很多情智双高的个体超人,但不能跟社会其他部分有机联系起来。今天现代所谓的高度精英主义的世界精英主义内部,是高度同质化的,喜欢同样的歌剧,同类型的葡萄酒…

这些统一的、不是经过理性反思的直观判断。构成了品味的同构性,也是形成阶层分化的重要机制。

世界公民这个概念,已经被大大的扭曲了。

原来的世界公民是个很重要的概念,特别是今天世界普遍断裂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如气候变暖这样世界性问题需要在大的框架下协商解决,而且人们交流的欲望也在增强。

那样一个的“世界想象”,被狭义的精英主义想象所挟持了,实际上推向了一个反面,导致了一些问题。

  1. 不仅我们没有达到原来“开放世界”的想象,

  2. 而且我们也失去了自己。

钱钟书说过,什么是世界,世界不是在你之外,而是你脚下的土地。理解世界实际上跟理解自己所在的具体地方是同一个过程,理解世界也是理解自己。

狭义精英世界主义里,世界是我们追逐的对象,而自己是一个被放逐的目标。结果就是我们没有得到一个多元的世界,也丢失了自己。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现在的世界精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资本的国际化需要有一批代理人。马克思“资本自我扩张”的欲望,超越国家边界的欲望,是需要人去做的,所以狭义的精英主义下的世界公民活得很好,是因为他们是国际资本代理人。

这就引出了“狭义世界公民理解”的第三个问题。

  1. 国际资本的代理者,强化了不合理的经济结构。

并不是简单的反对留学,出去多学多走总是好的

关键在于,爱多学多走的同时,要多一层自觉的意识,意识到自己走到的每一个地方,是多样世界的一个点,留意这点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要对地方社会有强烈兴趣。

狭义的世界公民是怎样的的,不管去什么地方,生活方式是一样的,在哪个城市意义不大。“全球化不是一盆水泼出去,绵延的覆盖了全球”,全球化发生的过程是螳螂一样跳跃,从一个点跳到另外一个点。

非洲大量的国际资本从事挖掘经济,这些国际资本分布在一个一个点上,周围是高高的围墙,当地人是被提防的对象,这就是今天全球化发生的一个过程、缩影。

全球化究竟有什么样的面目展现,我们要有一个自觉,这也是成为真正世界公民首先需要培养的素质

其次就是要对“在地”的浓烈兴趣,一定要抛弃文化有高低的想象。

最后,要回到人本身,要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诗人。在拉美遇到一个人,你可能认为他是文盲,因为在你的认识里,不会拿笔写字就是文盲。但这个人,可能通过听,脑子里有无数的长诗,能够讲述很多传奇故事。如果你将他放在以自己为中心的序列里(序列的最高端,就是精英化世界公民),认为他是文盲,那么,这样我们就不会学到任何东西。